课堂内外，他们用思想的力量凝心铸魂******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课堂内外，他们用思想的力量凝心铸魂

——广大高校师生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学起来”“讲起来”“用起来”

光明日报记者 周世祥 姚晓丹 刘博超

　　“通过邀请好友赛、双人赛、四人赛等形式，可以解锁答题勋章、抽取幸运奖品，以赛促学，形式灵活。在比赛过程中，不仅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更加深了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的理解。”靠着自己的实力“通关”后，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禄玺表示。据悉，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11月21日至12月30日，北理工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网络知识竞赛，引发了学生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学起来”“讲起来”“用起来”……冬日的高校校园寒意袭人，但在教室里、广场上、党旗下、屏幕前，一次次“开讲了”点燃的是青春的热情，一次次“深入学”启迪的是智慧的头脑，投身科研、躬耕教学、精于专业建设，高校师生们用奋斗检验着学懂弄通的成果，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真知灼见带入“双一流”建设和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中，砥砺青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书写属于时代的新篇章。

　　“学起来” 直击理论热点，学懂弄通做实

　　5分钟，也许只是喝一杯水、看一篇新闻、聊两句家常的时间，在大学生活中可能很“碎片化”“不起眼”。但是在中国政法大学，5分钟可以上完一节有趣有益的“微党课”。

　　“最美课堂”获得者黄东，国际法学专家霍政欣，党史专家胡尚元、吴韵曦……这些“超豪华”的教师阵容共同组成了《法言微语二十大300秒微党课》，5分钟时间，一两个关键词，学校用“小而精”的微课堂带领师生学懂弄通党的二十大精神。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一个个重要的概念和知识点在老师们的讲述中深入浅出，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听懂、记住，筑牢思想根基。10月16日至今，中国政法大学党委组建二十大宣讲团，组织多次专题理论学习和宣讲，除了《法言微语二十大300秒微党课》之外，党的二十大“融宣讲”专栏，思政教师讲党课、“百场青春思政课”系列专题思政教育活动、青春讲师团“青椒思政小课堂”专场系列宣讲，“二十大和我的人生路”主题党团日活动等，共同组成了“融宣讲”格局，并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校报、微信、微博、新闻网、社会媒体等各类媒体平台互联互通互动的融媒体矩阵，增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和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吸引力、实效性。

　　除了来自教师的讲述，中国政法大学还营造了朋辈间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氛围。在“扬帆正当时 是友亦为师”朋辈系列宣讲中，围绕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7位法大学子作为朋辈讲师，为同学们分享了他们个人独特的经历与成长的故事，把法学的基本理念融入个人成长的经历中，让同学们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解更透彻。

　　为了系统深入学好百年党史，北京理工大学机车学院硕士生邹雨初和“跨专业”团队小伙伴们最近致力的一件事，是把党史知识打造成一个知识图谱。

　　“运用深度学习捕捉数据方式、图谱化的呈现形式，我们提炼出来人物、事件、组织、旧址、文献这5类单元实体，通过把这5类单元实体进行整合，总结出了党史学习专业领域的14种相关关系，例如‘人物—事件’等等，并通过这一套单元实体、相关关系搭建出一个基础的自然语言处理的网络。我们用知识图谱加自然语言处理展现学习内容的方式，打造了‘知识图谱+党史’学习平台。”邹雨初表示，平台今后将向高校学生、文史领域爱好者研究者等敞开大门，将党史领域主观的“关系”数据化、可视化，搭建起知识之网，让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拓展。

　　“讲起来” 强化精神指引，增强理想信念

　　除了“深入学”，各大高校近日也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结合师生学习工作实际，开展参观、朗诵、答题等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好、领悟透。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21级硕士生党支部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主题展览。170余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手稿、家信、遗书等珍贵文献以及各类实物，包括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何叔衡在长征出发前夕送给林伯渠的毛衣、方志敏嘱托胡逸民把手稿带出监狱的亲笔信、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守岛时升起的国旗、钟南山赴武汉的高铁票等呈现在学生面前。

　　“每件展品都饱含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惧牺牲、不懈奋斗的家国情怀，我们青年党员应该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先辈们的人格力量，奋发有为，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北航学生纷纷有感而发。

　　为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激励广大师生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对外经贸大学举办了“喜庆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主题朗诵大赛。主题朗诵以惠园诗社的诗《山村喜事》开场后，来自该校各分工会的19支参赛队伍倾情演出。《红船的方向》展现了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情诠释，《我心中那面神圣的旗帜》凝聚起全体党员对党的赤诚，《月光下的中国》《亲爱的党》等朗诵更是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达着青年学子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情感。

　　“诗歌朗诵会是一场生动有效的党课，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各个学院、各个职能部门都把党的二十大新思想、新提法、新表述及时且深刻地表达出来，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汲取营养，给大家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夏文斌说。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与知识竞赛有机结合，可以使广大教师在挑战与竞答中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大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既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想信念，同时也明确了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行动指引。”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张虹谈道。11月21日至30日，学校面向全校教职员工，组织开展了“喜庆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线上知识竞赛，活动获得了教职员工的好评。

　　“用起来” 统筹三大战略，服务重大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记者注意到，在不少高校，科研更立足于国家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攻关更具前沿性、引领性的课题项目；科技赋能育人以新的想象空间，让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土壤更为肥沃。

　　汽车能在天上飞了？11月17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酷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重庆市联合发布了项昌乐院士团队研发的全球首款载人级两座智能分体式飞行汽车工程样车，可实现人员、货物空地转运的无缝衔接，具备更大的灵活性。飞行汽车技术负责人、机械与车辆学院副院长王伟达教授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在科技强国、交通强国战略和未来立体交通装备重大需求指引下，团队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工程样车研制与试验验证近期取得关键进展。下一步，团队将加快推进成果转化和示范运行，将科技创新书写在新型立体城市空间中。

　　学生对上课内容如果有问题，或者愿意深入学习，不用加好友，随时可以在线“@”老师；上课如有知识点没听懂，可以随时回看课程视频；检验学生上网课知识掌握情况，教师可“一键”生成题目，随时发起测试，方便快捷。这就是“延河课堂”上线后北理工师生们的真实体验。

　　“一是打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北理工不少研究生，有时需要外出参加一些科创比赛，可能就会错过一两节课程，运用延河课堂可以随时随地学习；二是破除了时间的限制，在考前复习时方便及时查漏补缺；三是PPT有实时投屏功能，即使坐在后排也不用担心PPT字小看不清、拍不到了。”邹雨初表示。

　　“今后，我们还将推动‘数字图谱’建设，比如高等数学，从最开始微积分到复变函数，是一串知识点，我们把知识点串起来，构成了属于这个科目的一张知识网。这个环节打通以后，学生们想学什么知识点、整体脉络如何，都可以看到，一目了然。对于教师而言，更能准确定位所教知识和学生已学内容、今后深造方向的关系，对课程的重点把握得更好；对于专业责任教授、教学管理部门来讲，可以更好了解到整个专业的毕业要求有无全面覆盖这些知识内容，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北京理工大学教务部副部长肖煊表示。

　　“北理工基于智联网技术框架重塑‘人机物环’关系，构建三维空间与时间及知识两个维度协同融合的‘五维教育’，全面构建全人化人才培养图谱，通过构建素养图谱、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素质图谱，四谱合一，重塑教育生态、赋能教育教学，推动全人化人才培养在内容、手段、模式、体系等方面的综合变革。”校党委书记张军表示，“党的二十大之后，北理工还要继续建设好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推进数字化人才培养，把数字资源的静态势能转化为教育改革的强大动能。”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07版）

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